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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中国西部正迎来广阔的发展的前景，在生态文明建设、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等多重战略政策的引领之下，西部的各个地方也在走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在东方卫视10月14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舟曲县委才项当智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王东宾博士围绕相关话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发展模式的特点是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场战役接着一场战役打，直至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这很像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在一场战役即将完成之前，党中央就运筹帷幄，开始部署下一场战役：1948年辽沈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就开始部署淮海战役，淮海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就开始部署平津战役，直至解放全中国。

　　我们于2020年胜利完成了全面脱贫，但在这之前的2017年党中央就开始布局下一场战役。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习总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3月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这也是为了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而且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迄今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的成就。

　　我们也通过一组数据了解中国乡村振兴的最新进展。2023年，脱贫攻坚成果得到持续巩固和扩展，没有发生任何规模性的返贫。全年脱贫劳动力务工总规模达到3397万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是21691元，增长7.6%。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降到了32.3%，这是一个普遍认可的国际标准，指食品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一般来说恩格尔系数越低，生活水平就越高。

　　那么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出的标准，一般认为40-50%是小康，30-40%为较好的生活水准，英文是a good living standard，20-30%为富裕。所以中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3.9%下降到2023年的32.3%，就是比较好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水平，比方说印度2023年城市的恩格尔系数为39%。

　　另外“和美乡村”建设也在稳步推进，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率达到75%左右，农村自来水的普及率从2020年的83%达到2023年的90%，通5G的行政村占比超过90%，这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农村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也在不断地提升。

　　另外农村电商的迅速发展和“新农人”的涌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通过电商平台，中国各地的农产品打破了地域的束缚，远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市场。这不仅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范围，也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农村电商还促进了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与融合。工业品得以更为顺利地下乡，农产品能够更为顺利地、更为便捷地进城。据统计，2023年全年农村网络零售额已经达到了2.49万亿元。

　　农村电商的发展还推动了农产品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进程。电商平台对农产品品质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这促使农民在生产过程中更加注重标准化、规范化的操作。此外，电商的发展还能够吸引人才回流，产生一大批“新农人”。“新农人”是相对于传统农人而言的。

　　传统意义上的农人，指的是以种植业、农业为主的。那么“新农人”是指那些为了创业理想而投身到农业等行业中的创业者，他们中不乏海归回国、城市青年下乡或者乡村进城求学然后再回到农村的人才、也有经营工商业的成功者，也有在外参军转业回乡的。总体来看，他们带着在各自积累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带动了农村许多新业态，为智慧农业、数字农村建设，为农村电商等新业态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我自己长期关注乡村振兴过程中中国小城镇发生的变化。小城镇是“上联城市、下接农村”的一个个节点，它们既为乡村提供公共服务，也为乡村产业发展起到一定的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谈到小城镇建设，过去人们提的比较多的是欧洲的小城镇。确实，欧洲有许多人文风貌和历史积淀比较深的小城镇，令人流连忘返。相当时间里边，欧洲小城镇甚至被一些人称为“全球小城镇建设的范本”。也有不少人批评中国特色小镇建设千篇一律，称欧洲小城镇是“天然形成”，中国是“政策驱动”等等。

　　但随着我们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深入，应该说中国的小城镇发展已经基本上摸索出了一条自己的成功之路，它们不只是旅游文化的载体，往往也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又一个的节点。从产业发展来说，中国许多小城镇可能就是一个细分产业的重要基地，甚至在这个细分产业中做到全球领先乃至世界第一。但这些小城镇仍然生态宜人、风景秀丽，真正地实现了文化振兴、产业振兴和生态振兴的融合。

　　比方说，广东省的湛江有个小城镇叫徐闻，被称为中国的“菠萝的海”，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第一产业是菠萝种植，第二产业是菠萝副产品的加工，第三产业是小镇的特色旅游，也就是菠萝产业链的延伸，实现了农民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同样，在我们上海附近的江南水乡太仓从一个相对贫困的地区一跃成为中国汽车零部件供应链的一个关键节点，太仓主动融入国际、国内汽车产业大循环，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链条的深度参与者，也被称为中国汽车产业的“隐形冠军之城”。

　　今天，环顾我们祖国广袤的大地，乡村振兴正在蓬勃展开，不时给中国和世界带来许许多多的机遇和无数的惊喜！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委才项当智，非常感谢东方卫视给我们基层干部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到这里讲述“西部里的中国”，与大家共同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舟曲故事”。

　　说起舟曲，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是2010年震惊世界的“8·8”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这场灾害，让舟曲人民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直到今天仍心有余悸。老百姓常说，藏在深山里的舟曲县是“因灾成名”，让全国、全世界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但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土地上，见证了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成功实践和伟大壮举，那些抢险救灾的难忘场景和灾后重建的全面胜利，凝聚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伟大力量，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舟曲“8·8”特大泥石流灾害，给我们上了一堂惨痛的“生态课”。为了子孙后代，为了避免“8·8”悲剧重演，为了长远发展，我们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优先位置，加强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生态经济、绿色经济，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接下来，我与大家分享两个故事。

　　上图为2010年8月13日拍摄的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下图为2020年7月15日用无人机拍摄的位于受灾核心区域的三眼峪山洪泥石流排导渠新华社

　　第一个故事叫“消失的土山羊”。我们甘南州一共有七县一市，其他六县一市都是纯牧业县或者半农半牧县，唯独舟曲是纯农业县。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土山羊”由于养殖成本低、生长速度快、经济效益好，深受当地农民群众的喜欢。那时全县有将近十万多只“土山羊”，它的野外生存能力特别强，花草树木都是啃食果腹的对象，让好多青山变成不毛之地。那些原本就脆弱的生态，一群“土山羊”啃食一年下来基本都被破坏了。

　　是要长久的生态，还是要眼前的利益？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做出了“淘汰土山羊，换取绿水青山”的抉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全县十九个乡镇近十万只“土山羊”被淘汰，我们按照“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思路，转而扶持老百姓发展绿色种养业，从而有效弥补“土山羊缺位”的这个短板。我们还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下大力气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整合各种资源建成了综合应急指挥中心，探索了一套完备的“呼应作战”防灾减灾救灾机制，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牢牢护在心中和手中。

　　“土山羊”淘汰后，我们凭借着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在各级各方面的关心帮扶下，构建了“一特三高四小”的“1+6”特色产业发展布局。舟曲人民在有限的土地上，发展无限的新质生产力，摆脱了单一追求农产品数量和规模的束缚。这几年我们发展起来像从岭藏鸡、黑土猪、中华蜂这样的稀有原种养殖业和中藏药材、羊肚菌、花椒等绿色生态种植业，让老百姓的收入越来越可观，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殷实，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更加扎实。这一切，都要感谢党中央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中国式现代化舟曲实践道路上，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西部缩影”。

　　第二个故事叫“我在省城有了家”。舟曲的老百姓从偏远的农村搬到省会城市的兰州新区安了新家、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新生活。兰州新区是2012年国务院获批的全国第五个、西北地区第一个国家级新区，故事还要从舟曲的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说起。

　　2020年8月,甘肃陇东南七个市（州）四十四个县（区）发生了暴雨、洪水、泥石流灾害，也造成我们舟曲部分群众不同程度受灾。也正是那年起，甘肃省向国家积极争取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这一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德政工程，舟曲是首批纳入搬迁范围的县，我们采取了“先急后缓”和“县内避险安置”与“向外避险搬迁”相结合的方法，减轻生态环境承载压力，从根本上解决“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问题。

　　“移民”是天下第一大难事。所以搬迁这个过程很是艰难！要让老百姓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各种牵绊和不舍可想而知。我们的干部克服了群众刚开始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等种种困难和阻力，深入细致地做群众工作，静下心来与老百姓坐在一起帮着算“安全账”“经济账”“发展账”“生态账”，一起帮着他们搬旧家、安新家；老百姓也主动克服了背井离乡、故土难离的情结牵绊，最后干群一心、同心合力把这件“万迁徙”的大事、好事、喜事给办成了。

　　对拆除的宅基地按照“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粮则粮”的原则复垦复绿。今天的舟曲，“绿色版图”不断扩大，群众生产生活更加安全放心，“和美乡村”建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步履更加稳健。我们热忱欢迎大家到“藏乡江南·诗画舟曲”来做客。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在演讲当中张老师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来观察，最近一段时间它的发展的成就以及未来的方向。我们的才项是专门从舟曲的角度带我们去看在西部当中舟曲所代表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您提到“土山羊”消失前后用了十年时间，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在这十年时间里面你们还是要做大量的工作？

　　才项当智：是，“土山羊”实际上对舟曲本地老百姓来讲，首先是它对环境的适应性特别强，其次主要是采取放养形式，所以它的养殖成本特别低，还有就是“土山羊”的繁殖能力特别强。因此“土山羊”就成为了当地老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当然，对“土山羊”的需求量也很大，本地人特别喜欢吃“土山羊”。

　　但是“土山羊” 什么都可以吃，花草树木，包括树尖、草根这些都啃食。现在你看哪个地方环境特别差，那个地方“土山羊”就比较多一点，这样下来就会造成恶性循环，所以实际上对舟曲来讲，不淘汰“土山羊”，这个生态就没有办法恢复。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王博士千亿球友会官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大家原有的一种赖以生存的经济手段、经济方式要进行改变的话，这个过程的难度有多大？

　　王东宾：转型之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包括经济转型在内，每一次转型实际上都历经数年，乃至数十年，其中要付出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努力，所以转型首要的难度就在于要有耐心。

　　寿光从1989年发明第一代大棚以来，到今天已经产生了七代，形成了六十万亩的种植规模。单体规模从一亩到十亩，看起来是一个数量的扩张，但实际上建立在技术上不断试错、探索和磨合的基础上实现的，其中的过程必然是痛苦和艰辛的。

　　主持人：一个地方的产业转型要改变原来不合理、不科学的那套发展模式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而且是个很长时间的过程。“土山羊”消失就用了十年，那消失了之后，我们其实还要培育新的，比如说农业、种植业或者新产业，这个可能又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中国科学院的一些顶层设计下，比如说指导接下来舟曲要适合发展什么样的农业，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比我们自己去摸索走一条曲折的路要快得多了？

　　才项当智：是，农业产业发展，实际上顶层设计特别重要，特别是产业规划。因为我们是中央组织部的定点帮扶县，委托中国农业科学院给我们做了“1+6”产业，其中的“6”主要涉及农业产业，这个里面是三个种植业、三个养殖业，刚才演讲当中提及到的像从岭藏鸡、黑土猪、中华蜂的养殖业，或者是咱们中藏药材、羊肚菌、花椒的种植业，这些都是在舟曲发展有基础的。

　　另一方面，这些产业都适合走高端化、高品质、高效益的“三高”方向，所以前提就是要满足小而特、小而优、小而美，还有小而精的“四小”条件，因为舟曲土地面积特别有限。

　　张维为：我两个月前看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它刊登的封面文章就是《中国已经是一个科学超级大国》，它里面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科学院，它指中国科学院的农业研究绝对是世界领先的水平，所以中国整个农业的发展，包括蔬菜、粮食的发展都离不开我们的科研成果。

　　王东宾：对，它一开始的时候就采取了非常科学的方法，包括大棚的角度、位置以及选址。而且从一开始的时候，除了这个大棚的硬件装备之外，同时还引进了我们自己创新嫁接的种苗技术。这项技术实际上当时一下子就将我们的蔬菜技术跟世界最前沿国家接轨，包括荷兰、比利时、西班牙。

　　主持人：我们新的产业发展路径设定下来之后，得落地，得有成效，成效可能还要跟大家来共享。所以我就挺好奇的，比如说我们的三大农业、种植业等等，有没有通过电商平台跟外部分享的？

　　才项当智：现在我们一是整个东西部协作，通过消费扶贫的这种平台，去年的产值基本上是达到5000万元左右。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中央组织部，这些定点帮扶单位协调以后，进大型企业的超市。还有一种就是网上认购，现在做得比较火的就是中华蜂养殖。我们做了智慧蜂箱。通过手机可以认购蜂箱，全家都可以同时享受。我们现在做了个前置摄像头，这样以后，全家人二十四小时网上可以看。

　　而且通过智慧蜂箱，你可以查看蜂群的活跃程度，进去了多少，出去了多少，有没有偷懒的，还包括蜂箱的温度、湿度、产了多少蜜可以知道。

　　主持人：这个真好，我们知道很多人，比如说我去认购一亩田，这个田到年底的时候产出的米，我可以自己吃或者送朋友。现在认购一箱或者几箱蜂，到时候产出的蜂蜜也可以是我自己的产品、礼品。

　　张维为：作为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地貌非常丰富，各个地方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往往都不完全一样，我们讲十里不同音，其实我们的地域文化土特产也是这样的，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主持人：对，刚才张老师说到丰富性，我们一直说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一方面我们的技术已经越来越接近世界领先，甚至已经是世界领先了，另外我们的应用场景非常丰富。当我们去了解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怎么做的时候，其实远远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哪些。在实践当中是有很多鲜活的做法的，张老师一直说实践当中有所有的答案。王博士是专门研究乡村振兴的，也一直会去调研各种地方，您是否认同我刚才说的，每一个地方它都会有很多特色、很多创意？

　　王东宾：对，我们现在一直在推动的“一村一品”、“一镇一品”，它在专业化分工领域是会促进当地持续的产业转型升级。从长期来看的话，产品“走出去”要和当地的产业技术发展高度结合起来。以寿光为例，寿光每十五分钟，大概有257吨的蔬菜被端上全国老百姓的餐桌，每年的量大概是900万吨。但实际上寿光很早就已经跨越了这个阶段，它探索出了产品“走出去”的更高级模式。

　　第一，900万吨的供应量里面大概有一半是本地蔬菜，所以说寿光本地蔬菜的这种技术保障能力是得天独厚的，包括上海、北京、武汉的历次驰援中，它的这种快速响应能力和保障能力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寿光蔬菜市场地位的基础。

　　第二，寿光实际上是一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结合，这样它能够保证对市场的持续供应能力，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又形成了产供销的完整闭环。这个闭环过程一直刺激产业不断地迭代升级，所以它这个产业就具备持续的迭代升级和转型能力，而这也是农业产业化、乡村振兴源源不断的动力所在。

　　主持人：对，一条好的“链条”就应该是源源不断。所以像咱们舟曲的这些好的农产品、种植产品，未来能不能做到源源不断地走出去，持续提供高质量的供应？

　　才项当智：我们也想现在就往这个方向努力，因为像王博士讲到的这个，实际上我们从2021年就开始做“三高”方向上的产业。刚开始对接的时候，大的企业过来，我们的供应能力不足，小的企业过来又接不住。这样下来以后，刚才说的持续供应能力就特别弱。

　　这几年在整个对接过程中也比较吃力，所以我们现在就静下心来，农业产业培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玉石我们就从源头选育扩繁自己的本土品种开始，比如从岭藏鸡，这个是我们把原来咱们叫做“土鸡”的土品种，通过中国农业科学院鉴定，进行选育扩繁。整个检测以后，发现其中富含18种氨基酸，另一方面，这个品种是个低脂肪，它的脂肪含量是咱们平时市场上卖的这些鸡的十分之一，而且它的胆固醇含量也只有咱们普通鸡的一半，非常适合做养生鸡。而且我们现在也跟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加工所联合开发做预制菜。

　　再一个主要是咱们从健康中国的角度来讲，食品安全实际上是第一位。所以品质是最关键的，我们现在从源头开始做全产业链，每个专家牵头做的标准体系就是整个产业链的标准体系。

　　主持人：对，这样就对品质有把握，可以把品控做好。刚才才项介绍的从岭藏鸡这么一个产品，它生产的每个环节也都是有科学引导，这个确实是体现了我们现在在做乡村振兴也好，西部开发也好，科学引领的重要性。

　　王东宾：这种乡村振兴产业规模的扩大，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的概念、当我们把“一二三产”链条拉开之后，在产业链条的中间产生大量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内的新兴产业、行业，这里面实际上就给新一代年轻人，所谓的“新农人”，提供大量的创业的空间和机会。

　　所谓的“新农人”不仅仅从事“一产”的生产，实际上我们看到在乡村振兴这样一个新时代，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内的，以及包括它配套的“二三产”，其中都产生大量的这种为年轻人提供创业机会的新空间、新领域。

　　主持人：所以其实这样的产业建立起来后，又可以把很多人凝聚到这里，这很重要，您刚才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是异地搬迁，因为原来老百姓住的是地质灾害的隐患区，所以要异地搬迁，那这些异地搬迁的老百姓有没有回自己的故土来看看？

　　才项当智：他们回来以后，亲朋好友走访的还是比较多一些，但是现在搬迁的这部分，我们是按照建新拆旧，搬迁完了要把宅基地腾退出来，所以原来整村现在就是拆完以后千亿球友会平台，按照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粮则粮的原则复垦复绿。

　　观众：我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一名学生。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强调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这样一个“千万工程”，近年来也诞生了许多优秀的乡村振兴的模范案例，给很多较为落后的乡村提供了的借鉴和模仿。我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可以比较好地来将示范带头和因地制宜这两个理念结合起来呢？

　　主持人：示范带头和因地制宜之间的这个平衡，我觉得有的时候难题难在比如说县域治理的管理者、主官们如何才能有一个很好的途径去找到为自己量身定制的那些提供科学思路的人，以及怎么去对接这些力量。

　　才项当智：对，我们甘肃省每个县都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特点，特别是包括资源禀赋，像我们舟曲的话走得是农业优先型和文旅赋能型，这就是我们发展和着力的重点。所以我们“1+6”产业，“1”实际上是文旅产业，“6”就是咱们现在主攻的农业发展重点。

　　王东宾：刚才才项说的点到了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我们现在因地制宜其中有一个视角非常重要，就是要让本地居民宜居。我们有很多设计是面向城市、面向外来者，实际上反而让这种设计脱离了当地的生产。让外面的人觉得来旅游可以，但是让本地人可能觉得生产生活反而不便了，这造成了很多所谓的过度开发，这是对当地资源的一种浪费。

　　观众：我叫王帅，来自陕西西安。我自己也曾经在我们陕西省周至县担任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队员。结合我自己驻村帮扶的工作经历，我也感到无论是推进乡村振兴还是发展县域经济，人才、人口都非常关键。那么今天面对流动的人口和人才，我们应当如何增强黏性，并且吸引更多的人才返乡创业，从而为我们的乡村和基层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特别是咱们舟曲在这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和做法？

　　才项当智：像舟曲的话，实际上刚才大家谈到的人口流失问题，这个肯定对舟曲来讲是特别突出的。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主要就是农业特色产业这一块，把咱们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通过培训以后，嵌入到这个产业链上，这样以后能吸引一部分人回到咱们农村。

　　农村谁来接手，实际上是现在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有大量的人员做这方面工作，特别是转型产业，包括像黑土猪、中药材的养殖，让老百姓就地就近在家门口就业，这些问题基本上就能解决。要不然如果农业这一块文章做不起来，说把老百姓留在农村，是留不住的。

　　其实这也是城乡之间发展阶段的普遍特点，即教育人员的流动特别大。所以我们这几年中组部帮扶的过程当中，就是组团式教育和医疗。教育医疗这一块如果办不好，也留不住人。特别是刚才像大家谈到的“和美乡村”建设，就是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以后，把农村的环境打造好，现在要做的就是引进相对有经验和资源的这种人才过来以后，做好村庄的经营。

　　主持人：对，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我觉得提供的这个视角也是让大家来思考的，我们一直说把人留下来，老说产业留人，其实除了产业、事业之外，你得考虑后面的事。就是你的医疗、你的教育、你的一整套生活配套都得跟上，这样人才能真正地留得住。人不光是奔着产业来，他还奔着生活来，他在这儿要是没有生活，怎么可能留得住。

　　王东宾：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就是主动留和被动留的问题。实际上在乡村振兴的时代，人力资源的流动它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双向流动、双向选择的过程。我们在考虑项目留人、产业留人的同时，实际上作为参与者也要考虑为什么要留在这。

　　过去县域里面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高薪聘请技术人员到当地，拿了高薪之后，拿了三五年，能够在大城市买房了，然后立马就“飞”了。实际上在乡村振兴的设计当中，除了优厚的政策之外，更多的是这种事业平台、生活平台打造，才能让人的心能留在这里，从而可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双向流动。这种情感上的关联才是真正能把人留下来的关键所在。